科普驿站 第六十一期
主题：瘟疫史系列科普-第一讲：鼠疫
科目：医学
难度： A2
时间：2020.4.1
讲师：小d酱
本系列科普主要讲述人类历史上较为有名的数种传染病，这些传染病或多或少都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每种传染病的科普，都会以传染病学的简单介绍开始，让大家先有个基本了解，然后进行医学史部分的展开。由于关乎人的历史，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还请各位小伙伴多多包涵。
写在系列科普开始之前的话
在我可谓为短暂的医学生涯过程中，相较于三理一剖（生理、病理、药理和解剖）这种基础医学的必修课，传染病学是我所学专业的非重点课程，连考试范围都不被包括在内的医学史就不用说了，很多医学院甚至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但就是这个我曾经出于一些兴趣和学分而无意中踏入的选修课，让我意识到，各个学科和其中的知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也是我想要讲述不那么正统的关于疾病历史的原因，目的不在于让大家多么深入地了解这些疾病，而是想要通过回顾这些相互交错发展史，让我们能够不那么割裂地去看待一些学科与知识，同时也对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物保持一定的好奇与敬畏，可以通过兴趣去主动学习探索。当然，这也只是我的个人观点而已，还请各位小伙伴多多包涵与理解。
在此举个例子：在17世纪前，论述血液在人体内流动方式的理论是由古罗马医生盖伦[[1]]提出的。盖伦认为，肝脏不断产生新的血液，心脏则负责为血液流向全身提供动力，当血液流到肢体末梢的时候，便像拍打在沙滩上的浪花一样消散不见。这样的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潮汐理论”，而推翻这一错误理论的就是我们熟知的哈维医生[[2]]。当我看到许多书在讲到哈维发现血液循环这个著名的医学事件时，总会刻意提到他的老师法布里修斯发现了静脉。现在我们知道，静脉瓣的功能是辅助静脉血从肢体回流向心脏。这样一来，由静脉瓣的功能到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的过程，不由得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认为哈维理所当然是在他老师的指引下发现了血液循环的秘密。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哈维质疑旧有的潮汐理论时，用的试验方法是这样的:先测量心脏每次泵血量，再乘以每天的心跳次数，结果发现心脏每天泵出的血量的重量是体重的十几倍，如果血液泵出之后真的像旧理论所说的一样消散在肢体的末梢，那是不可能的。哈维这样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和静脉瓣的发现关系并不是很大。重要的是，哈维的试验思路，是把人体看作机器一样的东西，人体的生理活动是可以通过测量来了解的[[3]]。尽管法布里修斯发现了静脉瓣，但却对其功能没有正确认识，在血液运行方面他依然秉承盖伦的观点，而在他看来静脉的存在仅仅是为了防止血液在肢体聚集。哈维选择了一个全新的看待人体的视角，这种视角与法布里修斯的医学观念并无相似之处。启发哈维的，一定另有其人。
可以想到，哈维的这种带有科研性质的思想方法不会凭空而来，一定是在整个科技发展的背景之下受到了某些人的启发。带着这样的疑问，于是我在其他学科的文献中寻找这种研究方法的痕迹，很容易就发现哈维的研究方法和两位卓越的科学家–伽利略、笛卡尔的思路十分一致。
有了这样明确的人物，再进一步看看他们的生平履历，哈维曾经就读于帕多瓦大学，而伽利略在哈维就读的时期，正是帕多瓦大学的数学教授。原来，伽利略也是哈维的老师。如此看来，哈维发现血液循环，究竟受到了谁的影响最深，岂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然而，在我所读到的关于哈维的书中，很少有人提到伽利略与哈维的师承关系。显然，医学史与科技史长久以来也处于割裂的状态，而没有被当成一个系统学科来研究。
这个问题又让我产生了新的思考，那就是医学从来都不是无源之水，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疾病和医学的故事，都一定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看。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鼠疫从亚洲传到欧洲需要20余年，14世纪的鼠疫用了数年时间就完成了这件事，而1918年全球流感大流行时病毒仅用了10天就跨过了大西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传染病的流行和人类交通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
同样道理，在神学统治的时期里，医学当然也和整个社会生活一样，都被神学深深地影响，医学变得愚昧并且充满神秘色彩，但我们应该因此去苛责当时的医生吗?当然不是，在当时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下，医生怀着对神灵的虔诚叮嘱患者向神灵祈祷，他们最多也只能做到这样了，尽管提供了无用甚至有害的治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始终怀着一颗善心。
只有科学技术缓慢地进展到相应的阶段时，基础学科提供了足够的支持，医学才能紧跟上时代的步伐。所以在我看来，回顾疾病与医学的历史，自然是要把它们放在每个时代的大背景下。换句话说，我们用学科分割了知识，但是不应该忽略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医学史这门桥梁学科的存在就是为了将医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让我们搞清楚疾病与医学的故事在所发生的时代里，和当时的文化、艺术、宗教和科技等方面，发生了怎样的相互影响。这更容易让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时代里，哪些知识对于医学的影响最大，自然也就方便我们认清在当下如何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促进医学的发展。同时，每个学科都是时代大潮里的小浪花，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也造成了对于整个历史的影响。
至于疾病和医学是如何影响历史，是分两个方面的，一来是发病率特别高的疾病，对整个社会都产生着基础性的影响，历史在这种力量的驱动下，有些走向是必然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人患了某种疾病，对历史造成的影响则有着偶然性[[4]]。在必然与偶然的共同作用下，演绎出了那么多有趣的故事。而这些，我会尝试以自己浅薄的知识积累，讲出来同大家分享。
在我看来，很多时候，重要的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看待问题的视角和思路。正如我所举哈维的例子一样，我们不需要记住他何时在帕多瓦大学读书，也不需要记住伽利略何时在帕多瓦大学教书。重要的是，好奇心驱使我们试图弄清楚哈维血液循环理论的试验思路是如何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而我们又通过自己的方法找到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
正文内容
鼠疫（plague）属于国际检疫传染病，也是我国法定传染病中的甲类传染病，在39种法定传染病中位居第一位[[5]]。
PS：以上图片内容来自《传染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八版
人类历史上曾爆发过三次鼠疫[[6]]
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公元541年始于埃塞俄比亚，经埃及传入拜占庭帝国，在欧洲、亚洲和非洲前后流行200年，流行范围西达丹麦和冰岛，东达东亚和南亚，估计全球死亡人数达到一亿以上。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14世纪30年代始于蒙古草原，先传入中国，据估计杀死30％的中国人口，然后经过蒙古商路传入欧洲和非洲。在欧洲被称为黑死病，三年间杀死欧洲30％到60％的人口。1400年全球人口由4.5亿下降到3.5亿左右。这一轮鼠疫流行到1700年左右才结束，其间定期在欧亚流行，每次流行中死者以十万计。
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55年始于中国，1959年结束。首波流行仅在中国和印度就杀死1200万人。其高潮为1894年印度大鼠疫和1910到1911年的中国东北鼠疫，后者被以伍连德为首的中外防疫人员成功控制住，其后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流行。
查士丁尼大瘟疫几乎已经被认定是欧洲的第一次鼠疫流行[[7]]。
同样是改朝换代，我们和欧洲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古代的开国之君们，常常会篡改自家历史，将自已和某位历史名人乃至神仙联系起来。西欧的君主们则相对质朴一些，并没有借题发挥去和奥林匹斯山上的哪位神仙扯上关系，而是争先恐后地去抢一顶帽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以从名义上来说，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
创建于公元前27年，地跨欧亚大陆，幅员590万平方公里，以地中海为内湖的罗马帝国。到了476年，在长期的衰落中终于灭亡了。但在帝国的东部，罗马的荣光犹在，因为君士坦丁堡还有一位罗马皇帝，东罗马帝国又存在了一千年，6世纪初，查士丁尼继位，带来了罗马复兴的曙光。
堪称传奇人物的查士丁尼皇帝，生于公元482年的东罗马帝国达尔达尼亚行省。虽然来自农民家庭，却因各类风云际会而在公元527年时成为君主。在经历即位初期的短暂混乱后，开始掌控局势，并以用帝国的充沛财力实施伟大理想。公元532年，他不惜用11000磅黄金贿赂波斯人，暂时维持东部边界的秩序。随即用更多资金募集军队，全力杀向地中海西部，用20多年的征战收回祖传失地。最终，除了遥远的高卢、不列颠和西班牙外，古典罗马的全部领地都重回皇帝麾下。一时间，整个地中海也似乎重新成为帝国内湖。在雄才大略的查士丁尼的眼中，赶走蛮族光复罗马的伟业似乎就在眼前。
但是很不幸的是，他遭遇到了那个让他完全无力抵抗的敌人–鼠疫。因为查士丁尼本人也是患者，这次鼠疫以他的名字命名，史称“查士丁尼鼠疫”( Plague of Justinian)。
尽管有的历史学家声称与当时连年的战争相比，这次鼠疫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这样的评价只能说明，将瘟疫对历史进程的影响过分低估是一件非常目光短浅的事情。让我们看看这次鼠疫究竟对于历史进程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查士丁尼瘟疫的发源地在何处，当代已很难确定，众说纷纭。有人从现代大多数疾病起源地的角度来推测，认为此次瘟疫起源于肯尼亚、乌干达和扎伊尔一带，顺着尼罗河一路下来，由中非抵达了北非，哺育了辉煌埃及文明的尼罗河也同样可以给人类带来灾祸与痛苦[[8]]；有人从查士丁尼瘟疫与中世纪爆发的黑死病病症相同的角度来分析，断定此次瘟疫与黑死病的发源地应该一致，即都发源于中亚大草原地带[[9]]；又有人根据查士丁尼时代大多数疾病发源地的特征，得出此次瘟疫可能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和非洲中部的结论，这个分析的视角不同，但与前两个推测有重复之处。按照最后一种充满折中色彩的推测来观察查士丁尼瘟疫，它的传播可能与开辟已久的“丝绸之路”有关联[[10]]。由于波斯人阻隔了陆路的商贸往来，东罗马帝国与东方的交往更多地被迫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由印度出发途径斯里兰卡，绕过印度半岛，穿越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红海。夹在中国和印度的丝绸、瓷器里的瘟疫经过一路辗转颠簸，终于可以停歇一下了，它们在此遇到了第一批不幸要被感染的人——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一向以商贸中介人闻名，他们买下从中国和印度远涉重洋运来的商品，然后转卖给北面的拜占庭帝国和其他非洲国家，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被他们视作宝贝的奢侈品竟然带来了冷血的杀手，他们收获东方商品的喜悦与激动的同时，鼠疫病毒也在长期蛰伏后重获天日。
瘟疫确切的发源地实难考证，但似乎有两点是可以明确的：鼠疫到底如何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和地中海，只有与人类基因相差百分之一的老鼠和它背上的跳蚤心里最为清楚。另外可以肯定的是，瘟疫不管来自何处，都先后在541年涌到了埃及，在埃及一处名为佩鲁西安的地方整编休养。瘟疫由埃及出发，一部分沿着尼罗河传播到亚历山大里亚城，进而传播到埃及全境，另一部分则等待时日北上拜占庭[[11]]。
这一年，像往常一样，许多来自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谷物船在地中海对岸的君士坦丁堡停靠，为这座繁华的大城供应来自西奈半岛的粮食。谁都没有留意到，船里的老鼠上了码头，四下奔逃，又消失在积满尘埃的角落中。很快，在这东罗马帝国之都的城下，一种不知名的瘟疫忽然爆发了，许多水手和港口工人的身体上，都出现了大面积的红肿发炎，一触碰就会疼痛，甚至会有脓液流淌出来。到了543年，意大利和叙利亚成为疫区，然后是波斯。545年，波斯人与拜占庭人因此不得不休战。这场瘟疫的死亡率极高，以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为例，历史学家记载，这座城市每天有一万人死于瘟疫，考虑到当时的城市规模，未必有那么多人口可供消耗，但是毕竟年代过于久远，这个数据永远难以核实，现代的学者估算，每天的死亡人数应该在五千左右[[12]]。
我们甚至不需要其他更多的信息，而只是知道拜占庭人在这次瘟疫中死亡的情况，就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惨状。在瘟疫期间，大约40％的拜占庭居民死于这次灾难，整个地中海东部的人口大约减少了25％。因为已经没有空地和人力去掩埋死者，大批的尸体就直接被堆积在野外。这次瘟疫对拜占庭国力的消耗是显而易见的。
590年，瘟疫再次出现在罗马，教皇贝拉二世病故。其后10年，瘟疫横行欧洲。直到746年，瘟疫再度蔓延帝国全境，拜占庭人和希腊人的死亡人数甚为巨大，之后这波大瘟疫才几近消失，前后共计200年。
从此，拜占庭帝国再也没有能力去收回西罗马的故土了，或者说这场瘟疫造就了欧洲的中世纪也不为过，如果说这样一场鼠疫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那我还真想不出有什么事情的影响能称得上“大”了。
事实上，查士丁尼鼠疫可以被看成是一次全球性的鼠疫流行，与此同时的中国也正被鼠疫折磨，这就是汉末三国时期的那场大鼠疫，中国的人口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这场鼠疫让已经病入膏肓的大汉王朝雪上加霜，并最终消失在了历史之中。罗马与汉都是历史上庞大的帝国，它们在强大的时代里不断地扩张，如果真的任由它们如此，也许有一天两大帝国会发生碰撞，但是历史没有给它们这个机会，而是让它们在相近的时间里相继没落，这就给地处两大帝国之间的人以极好的机会可以迅速地发展壮大。
由于查士丁尼本人也曾染上鼠疫，侥幸痊愈后醉心基督教，基督教也因此在欧洲得到发展。保守估计，这200年间欧洲一共有2500万人死于瘟疫，夸张一些的统计达到1亿。在公元541-700年之间，欧洲人口减少50%-60%。这种跨地区的人口减少的一个最显著的效应，就是中东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
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其说源于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如说得益于地区权力真空的机遇[[13]]。由于没有强权的约束，穆斯林急速扩张，占据了欧亚大陆的要冲，通过欧亚之间贸易的收益，伊斯兰世界迅速地富裕起来，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此时不仅欧洲被隔绝在黑暗的一角，中原帝国的扩张也进入了一个停滞期。
查士丁尼大瘟疫的直接后果，欧洲人被封闭在西欧，欧亚商路被伊斯兰教控制，欧洲在那之后的几百年偏安于一隅，和外界的接触越来越少，文明的发展处于一种异常缓慢的状态。罗马帝国时代的欧洲有5000万到7000万人口。到了700年，欧洲只有2500万人口，800年，欧洲没有出现人口超过两万的城市，整个大陆陷入一种衰退状态，到了900年，所有欧亚商路都被穆斯林控制。
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使得欧洲的生态环境得以恢复，800年，80％被侵占的林地得到恢复。由于和外界交流减少到了最低限度，欧洲自查士丁尼大瘟疫结束后500年没有大的瘟疫流行。封闭的社会环境造成精神上的空虚，人们的寄托只有万能的上帝，渗透进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教会也同样死气沉沉，没有任何变化[[14]]。
到了公元1000年，欧洲情况开始从谷底回升。从750年到800年，欧洲进入一个相对温暖的时期，温暖的气候造就大批良田，到了11、12世纪，欧洲的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比罗马帝国末期，农业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改善，其结果就是婴儿潮的出现。从1000年到1250年，欧洲人口增加了一到三倍，1300年欧洲人口达到7500万到一亿之间。欧洲各国的人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比如法国人口从500万增长到1600万至2400万，英国从150万增长到500万至100万，德国从300万增长到1200万。人口的增长造成大城市的出现，巴黎有21万人、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还有米兰、伦敦、佛罗伦萨等。农村的人口也快速膨胀着，结果森林面积开始急速下降，欧洲的生态环境再次恶化起来[[15]]。
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下一次的科普内容：笼罩于欧洲上空的黑云、死神的赞歌——黑死病。
参考引源
[[1]] Claudius Galenus and His System.[J].Hosp (Lond 1886).:610.
[[2]] 郭继鸿.哈维:实验生理学之父[J].临床心电学杂志, 2015, 24(02):78+ 159+145-146.
[[3]] 贾沐恬,杨鑫,刘震.浅析哈维的科学思想—以血液循环理论为例[J].现代交际,2019(03):222-223.
[[4]] Raoult, D; Mouffok, N; Bitam, I. Plague: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analysis[J]. J Infect.2013,66(1):18-26.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三条(2013修正)现行有效 发布：2013-06-29; 实施：2013-06-29.
[[6]] Khan, U; Mehta, R; Arif, MA; et al.Pandemics of the past: A narrative review.[J].J Pak Med Assoc.2020,70(Suppl 3)(5):S34-S37.
[[7]] Sabbatani, S; Manfredi, R; Fiorino, S; [The Justinian plague (part one)][J].Infez Med.2012,20(2):125-39.
[[8]] 陈志强.地中海世界首次鼠疫研究[J].历史研究, 2008(01): 159-175+192
[[9]] 李博强. “黑死病”与欧洲的至暗时刻[N]. 新华每日电讯, 2020-03-20(011).
[[10]] Damgaard, PB; Marchi, N; Rasmussen, S; et al.137 ancient human genomes from across the Eurasian steppes.[J]. Nature.2018, 557 (7705): 369-374.
[[11]] 陈志强.“查士丁尼瘟疫”考辨[J].北大史学,2005(00):389-409+445.
[[12]] 刘榕榕,董晓佳.试论“查士丁尼瘟疫”对拜占廷帝国人口的影响[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9(02):158-161.
[[13]] Sabbatani, S; Manfredi, R; Fiorino, S; [The Justinian plague (part two). Influence of the epidemic on the rise of the Islamic Empire][J].Infez Med.2012,20(3):217-232.
[[14]] Khan, IA; Plague: the dreadful visitation occupying the human mind for centuries.[J]. Trans R Soc Trop Med Hyg.2004,98(5):270-277.
[[15]] Wigand, ME; Becker, T; Steger, F; Psychosocial Reactions to Plagues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Medicine: A Medical Humanities Approach[J]. J Nerv Ment Dis.2020,208(6):443-444.
【本文为耀星会的原创作品，未经允许，禁止盗用、转载、篡改文章，否则耀星会和作者将追究版权责任。】
更多科普资源和答疑，请加入耀星会科普官方QQ群：433646418
![[s-3]](https://www.bokeyuan.net/pic/image/emoji/cas/3.p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