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定音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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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驿站  第五期

主题：中华文明的定音锤（上）

科目：历史

难度：A2

时间：2019.4.20

讲师：GHOSTS

文化其实就是方式，比如说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生存和发展，但是如何生存和如何发展就各有各的方式，而这种存在差异的方式就是所谓的“文化”，例如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和商贸民族。

我们知道人是“个体存在的生物”，也是“社会存在的生物”，因此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民族都有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这是没有例外的。区别只是在于以谁为本位。就比如说，所谓的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体为本位，也就是所谓的个人本位个人主义。

但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其实并不是所谓的自私自利，也更不会去损人利己，比如说境界高点的，就认为帮助别人能给他自己带来快乐，也就是所谓的助人为乐。境界低一点的，就是认为，通过帮助别人来利己，总比损人利己的风险小、收益高。

因为真正的个人主义者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个人，我有自己的利益，别人也有自己的利益，我的利益不想被别人损害了，别人肯定也不想，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所谓的群体意识就是以群体为本位，包括在思想和观念上认为群体在个人之上，个人则是群体的一份子，因此个人的价值首先体现在他所属的群体。

东西方之间的理性其实也是有差异的，比如西方的就是古希腊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科学理性，而东方——例如我们中华民族则是道德理性或者是伦理理性。

然后这种我所说中华民族的道德理性认为的人就是群体存在的，群体是优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恪守本分做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这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 。

在这种的思想下，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性的，但是天下原本是属于天子的，关我等草民啥事？但是家国一体，国家一旦沦亡我们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就性命攸关了。

这实际上就是担忧群体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但同时也乐观地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可能塌下。天要是塌了，奈苍生何？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欺骗，但当时的周公们都清楚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靠的是农工商民等人，老天爷是指望不上的，宗教和神就更靠不住，这就是所谓的“人本精神”，而以人为本的产生主要从西周建立初年的忧患意识开始讲起。

而讲到西周初年就要说到周人的来历。

据说，殷纣王是自焚而死的，这句话的史实资料可以参考《史记正义》（引子《周书》）。没人知道纣王当时是怎么想的，也没人知道周武王为什么能在一片火海和废墟中神奇地找到了殷纣王的尸身，并且实施了“斩首行动” 。

我们知道的历史是，周武王甚至来不及脱下战袍就借用商人的宗庙，向黄天上帝和列祖列宗宣告胜利，并宣布接手政权，以“中国”自居 。

当然这个宣布只是“向世界宣布周的诞生”，有点类似于“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而真正的开国大典，必须要以更加盛大和隆重的仪式在周的京城举行。而在开国大典的时候，周公却是心头一紧。他看见战败的殷商贵族，看见那些往日的人上人正排着队毕恭毕敬的鱼贯而入。

是啊，想想当年殷商的祭祀是何等的气派和奢华，上百头牛羊，说不清的酒具，琳琅满目的珠宝还有献祭的活人。当时作为附庸小国的周，也得派出代表助祭，规规矩矩，行步如仪。然而现在这些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殷商贵族，却只能充当助理祭拜周人的祖先。

根据史料记载，这件事之后，周公自己说那一刻他想的很多，他想到了商的祖先不也是光荣伟大吗？商的子孙不也是成千上万吗？天命一旦改变他们就成了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的子孙是不是也有一天会穿着别人的礼服行着别人的礼仪跟在别人后面祭祀别人的祖宗？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根据史料记载武王伐纣出兵于子月，胜利在丑月，实际上只用了30多天，这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要知道，当年美国进行海湾战争也前前后后用了60多天。

这使得周公忧心忡忡，真可谓是“天命无常”，一切都会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就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定要以殷商的灭亡为经验教训，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居安思危。

显然在胜利面前，周人没有被突如其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骄傲自满，反而如同站在薄冰之上小心翼翼，战战兢兢。这其实就是一种忧患意识，这从周公创作的《文王》就能看出来。

这其中的大概意思就是，新的贵族来到了周的京城，天的心思可不是完全确定的，请把商当作明镜，想想怎样保住天命，保住万邦的信任。

周人为什么这么冷静？这其实可以从周人的历史说起。

周是农业民族，周的甲骨文和金文文字的字形，就是一块农田。

实际上夏商周之所以轮流坐庄，“居中国而治天下”先后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就是因为有先进的生产力的支撑。夏是水利技术，商是青铜技术，周是农业技术。

但奇怪的是，在夏文明衰落之时，周人却放弃了农业，“奔与戎狄之间”，直到公刘的时代，才重新回归农业。当然所谓的回归农业也有可能是周人的粉饰，但是他们之前文化落后，不被当作“诸夏”而被当作“戎狄”是可以肯定的。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公亶父时迁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岐山县，族名也开始叫周。这周原可是个好地方，说起来也算是两河之间吧，也就是泾渭分明的泾水和渭水。（从《诗，小雅，无羊》 能看出）。

其实早在公亶父之前三四百年的公刘时，他们俨然是一个农业大族，公刘是带着族民迁徙过的，但他显然是为了开拓进取，出于农业民族固有的稳定考虑，他只带走了一部分族民，还有一部分留在了原地。这一点从《诗，大雅，公刘》能看出，这既是农业民族，他们从不贸然行事。这也很正常，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劳作苦，收获还没有保证，不违农时是必须的，精耕细作也是必须的，费时费力还是必须的，一旦秋收时节来场暴雨来场冰雹，便前功尽弃，颗粒无收。

既然农业生产如此没有保障，这就需要有忧患意识，就需要有理性思维，就必须精打细算，未雨绸缪，不能像商业民族那样“全部梭哈”。

而商与周的文化差异，从他们对待神祗和祖宗的方式就能看出来，商的礼器多为酒器，而周的礼器则多为食器，商人请神喝酒，周人请吃饭，这其实就有点像尼采所说的希腊艺术的两种精神，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周取代商之后，周文化成为时代主旋律，商文化则被逐渐边缘化，同时中华文明的底色和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心理都将被周人刷新。

在周胜利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天下大势。当时的天下，商王国只是由诸多族群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盟主和核心，至于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图谋不轨，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

然而现在商的盟主被周给干掉了，中原地区的“诸夏”，东边的“东夷”，北方的“北狄”，南方的“群蛮”和“百濮”的心思就活络起来了，一个个心里的小算盘打地噼啪响。

而且商的这些“小弟”中有的还是部落国家，有的甚至只是部落和氏族，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只是想趁火打劫。           

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当务之急还是应付商，事实上所谓的“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首都，也就是所谓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有一部分退到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大部分仍然散布在中原 。

周人采取的方法就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的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由纣王的儿子武庚管理，又把商的国土分成了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领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结果就是，武王一死，这一个部落和傀儡政权，全反了，而且挑头的就是管叔和蔡叔，也就是著名的“管蔡之乱”。叛乱最终被周公所平息，从此周人的忧患意识也提高了。

忧患意识伴随着周公的一生，他曾经对儿子说，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算低了吧，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为什么？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啊！

奇怪了，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为什么还如此忧虑？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心不服。事实上正是管蔡之乱让周公清楚的意识到了，新的政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单凭武力和怀柔政策也难以服众，这就需要解释说明，需要从思想和理论上回答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

 对于这个合法性，周人从《诗，大雅》中的《文王》，《皇矣》，《荡》，以及尚书中的《大诰》，《酒诰》，《召浩》，《君浩》都有回答。

 但是从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们的后人，说来说去，也就两个字，“天命”。什么是天命？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做“居中国”，权力叫做“治天下”。居中国，即可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则是治理华夏民族，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这就是周人的理论。

 但就算是“革命有理，天命无常”，改朝换代，势在必行，理所应当，但凭什么是周？显然只说皇天上帝改了主意是肯定不够的，说文王他老人家在上帝身边，那肯定没人信。这就需要理论与时间来证明世界非变不可，最关键的是老天爷选对的人，但是在建国之初，周显然没有时间来证明自己。

因此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既能左右逢源又能安身立命的说法，既能延续商代表的“中国传统”，又要与商“划清界限”。

而这些理论的提出与完善都既不是周公一个人提出的，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众人延续，传统的方法就是“居中国”，划清界限的理论则是“受天命”。

商对于天是仇恨和揶揄的，他们甚至有一种仪式或者说是游戏，就是用皮口袋装满血，高高挂起，然后一箭射穿叫做“射天”。

而周人恰恰相反，他们对于天是崇敬和感激的，《周易》里面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当然，商和周都有他们的“上帝”，商人的上帝是其祖先帝喾，而现在的商王则是“下帝”，那这样的上帝当然只保佑自己的子孙也就是商人了。

而周文的上帝则是自然界，即笼罩四野的天。天，高高在上，默默无言，但明察秋毫，洞悉一切，谁好谁坏都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有了天命和革命。

真可谓是“万民之神”，最关键的是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天下的人都是天的子民，周天子就是万民之神选出来的万民之主。按照这套理论，周天子何止有资格“居中国”，简直就应该当“世界王”了。

但是为了解释好这套理论，就是要从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到文化制度，都需要革故鼎新，其结果就是，从此之后不论是秦汉隋唐明清，只有能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才有资格“居中国”。

不论在东在西在南在北，如果是外族之人入主，则要“天下统一”、“变哥夷为夏”，否则没人认账，而这种观念，就是周人的文化遗产。

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商都是摸索，周以后就成为了国家制度，到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即战国到秦汉。

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一直延续到了明清，也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所以说，周敲响了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但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周可以说是一个特例。在同一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就一个字，乱。而在王伐纣之前，印度分别有过印度河文明，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

在印度河文明衰落之后，还有几百年的空白，与周同时期的则是所谓的“吠陀时代”，在同一时期的希腊则是“荷马时代”，埃及则与商非常相似，国王都是神的儿子，而且神还都是鸟。

周的君权天授其实就是忧患的产物。而君权天授与君权神授是什么？神授是宗教性的，而天授则是伦理性的。

并且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也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者殷商的帝喾。它其实就是我们的自然界，是人的父母，而且是天下的，全人类的。

周的胜利为什么来得这么快？根据《尚书》的说法是“前徒倒戈”，也就是殷纣王派出去的部队到了前线，就反戈一击了，但是要注意的是后面还有一句，血流漂杵，杵就是棒槌的意思，血流成河的棒槌都飘起来了。这就大体上解释了周胜利的原因。商的部队反戈一击是肯定有的，但是局部地区的血流漂杵也完全有可能，毕竟“殷顽”总还是有的。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商的部队要阵前起义呢？当然是因为殷商的不得人心，为什么不得人心？就是因为他们不把人当人。

其中，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惨绝人寰的“人殉”和“人牲”—-其实也就是活人殉葬，作陪葬品或牺牲品，类似于玛雅，阿兹特克这种的活人祭祀。再加上殷商的祭祀极其频繁，何况送上祭坛的不仅有奴隶和平民，还有贵族，因为贵族的价格更高，一个简直约有近万。

再加上当时，商纣王的嫡系部队都还在讨伐东夷，临时拼凑起来对付周武王的就只有这些奴隶和战俘，而这些人恰恰就是活人祭祀的祭品，干活的时候做牛做马，祭祀的时候做畜牲，现在就拿他们当炮灰，谁干？

显然新生的政权想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既然是不把人当人，胜利了的周就必须把人当成人，这就是所谓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这是周的制度和思想背景，周在获得了中华文明的代表权之后，就废除了惨无人道的活人祭祀，当然，人牲，基本废除，人殉，到了清代还有。但是这两种在周之后都不具有在殷商时代的正当性，合法性。只会受到主流社会的谴责。

例如孔子就对这深恶痛绝，包括作为代替活人的土偶和木偶，他甚至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在孔子看来，人殉不仁，人殉非礼，因此用活人不行，用死人也不行，用真人不行，用假人也不行，用俑做殉葬，等于承认以人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开了这个口子，活人殉葬就有复辟的可能，因此要坚决抵制。

这其实就是一种原始朴素的人道主义，这也发展为了仁的概念，因为仁的本意就是“人其人”也就是“把人当人”，这一概念与君权天授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虽然这个观点在西汉才产生，但是萌芽从甲骨文与金文的“天”字就能看出来。甲骨文的“天”字原本就是人的字形，人上面再加上一个圆圈或者圆点横线。

天原本指的是人的脑袋，之后就泛指为苍天，再后来就引申为“老天爷”。所以天其实就是人，最重要的是，周人认为天的授权（天命）是看人心的。

武王在伐纣的誓师大会上就这么说过，天是万物父母，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天意就是民意，老百姓拥护谁就授权给谁，老百姓憎恨谁，天就革他的命，殷纣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他完蛋了。

但是从历史角度来说，武王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是存在疑问的，但是这套说辞即便不是武王说的，十有八九也是后人编出来的，但编造者肯定也是周人，因此也可以看作是周人的思想，并且类似的说法在周人的著作中频繁出现，总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

按照周人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逻辑，所谓的君权天授已经被偷换成了君权民授。

但是问题也来了，就算授权来自于天与民的双重授权，为什么授权给了周？而周的回答是他们的君王有德。

在两周文人的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道德楷模，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例如每年春耕，周王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

并且类似的说法不胜枚举，依据应该也是有的。退一步讲，即便是故意作秀，也比商王的鞭子要更好。

并且“有德”的结果就是“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句话其实也挺实在的，没有力量，光是有道德是没用的。

周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两只手都用，并且用得很有智慧。而“力”和“智”总结起来也就只剩下“德”了。“德”成为了周人所说的上天授权的标准。

从周公发表的《康诰》就能看出：“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 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

显然，周公，召公，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都是被逼出来的，只不过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了圣坛。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个人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就是在损人利己与利人利己之间做了选择，而这种选择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而周人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这就是以德治国。

其实从逻辑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既然是君权天授就要以德配天，就要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但这是在世界上是闻所未闻，独一无二的。

世界各大文明古国，有的是宗教治国，有的是法律治国，也有兼用宗教与法律，更有靠个人魅力的，比如说，亚历山大。

那么以德治国，该怎么治呢？改朝换代有依据，以德治国也要有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是看得见的力量。

但是大禹，商汤，文王，武王，是统治者的榜样，而后来的孔子则是读书人的榜样。

但是教化大众的“平民榜样”还没有出现，在此之前以德治国就得靠其他的手段，礼乐。

从历史上来说，礼乐并非是周的发明，殷商时期就有，夏的时候也有，而且上等的礼遇不仅华丽，还奢侈，特别是重视乐的美，例如汤王的赞美诗《那》。

说不定商人还有专门的唱诗班呢！那么为什么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的礼乐彻底变了个样，打个比方吧，我们把商的礼乐拷贝到U盘，然后格式化商的硬盘，然后根据自己的需求重新安装一个系统，这之后，那些礼乐数据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新的系统中运行了。

商的礼乐是一种仪式，而周的礼乐则是一种制度，在周公看来，礼乐不仅是祭礼和业务，更是一种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现在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理清一条线索，因为君权天授所以就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就要以德治国，所以就要以礼维持秩序，促进和谐，翻译成政治性的话来说，君权天授是旗帜，以人为本是纲领，以德治国是一个中心，而礼乐，则是两个基本点。并且以此为中心的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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